书籍摘要

目录

引言
1. 建立革命纪念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
2. 展示新中国:“蕃瓜弄今昔”
3. 策展信仰:少先队的“热爱科学,破迷信”
4. 培养意识:阶级教育展览(阶展)
5. 文化大革命的实物教育:红卫兵功勋展览会
6. 革命中的文化传统:上海博物馆

英文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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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预示着政治上的转变,并实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文化”。在传播新中国宣传信息的众多媒介中,是展览给予了革命一个物质化的形态。展览的范围从街道对日常生活的展示延伸到市文管会的陈列:前者体现了新政权所带来的改善,而后者确立了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合法性。当地官员与博物馆馆长都明白,正如毛泽东所主张的那样,人民需要实物来将感性知识提升到理性知识的高度。参观者们不仅能获得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还将被动员起来参加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毛泽东年代的展览文化脱离了其他已有的榜样,提供了一本基于基层,物质,与阶级的革命教科书与手册。策展通过物品的收藏,陈列的讲解,以及陈列空间的政治仪式,赋予了物质对象以政治权利。


第一章

建立革命纪念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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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也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年后,上海党委向宣传官员们派发了一个政治使命:寻找1921年第一次共产党大会的会址。第一章追溯了一大会址作为革命遗产的建立与发展路程。尽管当时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明确而具权威性的教科书,博物馆档案资料展示了策展者们如何撰写与修改,展览是如何被修改并以此为当前政治服务,以及一大会址是如何以毛泽东为中心培养了一个创始神话。一大会址负责策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官员们努力坚守所谓的“红线”,按照毛泽东的著作来解读历史,并把他描绘为创始人与领导人。虽然对于一大会址的叙述随着时间推移–从历史教科书到文革传单继而到改革时代的正名—不断地演变,“红线”一直延续至今。


第二章

展示新中国:“蕃瓜弄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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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 1949 年之前到“旧中国”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形成强烈对比,毛泽东时代的策展人通常把他们各自的生活状态并置在一起。第二章研究了上海一个叫作蕃瓜弄的街区,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街区从上海最贫困的棚户区转变为工人新村混凝土公寓楼的过程。蕃瓜弄的改造及其住户的复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街区本身成为了展览的对象;其旧址上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棚户区成为了中国劳动人民如何“翻身” 的实物教训。这样一来,蕃瓜弄成为了外国游客对新中国成就表示惊叹的场所。与此同时,中国的小学生们以它作为课堂来学习通过“忆苦思甜”这种叙事方式传播的历史与阶级教育内容。蕃瓜弄—作为一个有着许多被国家指定为官方模范居民的模范街区—揭示了毛泽东时代政治文化中榜样的作用:兼具代表性与特殊性。


第三章

策展信仰:少先队的“热爱科学,破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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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最基层的表现上,毛泽东年代的展览是大众教育与灌输的工具。第三章重点介绍了为新中国最年轻的政治对象–共产主义少先队—设计的一个小型地方性专题展览。这个位于上海的展览抨击了被国家标为“迷信”的信仰与做法,旨在塑造一批现代主体:接纳科学的儿童。然而,此展览的文字注释可被解读为是一种教义问答,以科学的意识形态取代了所谓的迷信。此外,教师们在学生参观展览后的观察表明,传统信仰仍然存在,且展览的教学目的比看起来更难传播。这个反迷信展览例子不仅是毛泽东时代提倡的思想文本,也体现了在反复的政治运动打击下迷信的想法与实践是如何继续存在的。虽然“热爱科学,破迷信”这一展览并没有完全实现组织者的意愿,它体现了展览是如何成为地方性和草根性宣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


第四章

培养意识:阶级教育展览(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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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早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全中国从村级到省级的当地官员们都曾策划阶级教育展览(阶展)。这些展览表达了阶级意识形态的两大方面: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将仍然存在;以及阶级斗争在新中国将随着潜在敌人对“和平演变”的威胁继续。第四章探讨了上海阶展的例子。详尽的会议纪要与访客反馈报告显示,展览是学习最新政治运动语汇的地点。从旧地契到奢侈物品,阶展利用个人所有物展示了所谓阶级敌人的实例,使实物成为了个人阶级地位的佐证。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 1966 年演变为文化大革命,那些复制展览板面的参与者们照搬展览的格式与内容撰写了大字报,并搜寻他们在展览中已看到过的证据。上海的阶展体现了展品是如何激发并塑造了大众在毛泽东年代政治运动中的参与的。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的实物教育:红卫兵功勋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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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发起了“破四旧”运动并宣称要推翻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的袭击包括查抄房屋(抄家),以及随后展示从所谓的阶级敌人那里没收来的个人所有物。 第五章研究了来自于东方红百货商店,或是上海曾经著名的南京路永安百货公司的红卫兵组织的展览。红卫兵利用描绘他们“斗争果实”的实物与相片,重复使用了之前阶展的格式、文字、以及实物。通过陈列,红卫兵呈现了阶级罪行的证据来表明他们的“造反有理”。展览便因此成为了一个仪式化的空间:访问者们高喊口号,讲解员重演了抄家,并都宣称陈列为未来的阶级斗争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曾经担任讲解员的红卫兵的笔记和报告揭示了他们是如何培养情感,以及如何将讲解本身当成“革命”的。


第六章

革命中的文化传统: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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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成立于 1952 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博物馆”之一,现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艺术藏品地之一。博物馆在 1949 年前的专家和新一代策展人的指导下,展出了以王朝分类的中国艺术品,但同时与马克思的历史阶段相叠加。在陈列革命文物的同时,博物馆也组织了临时展览,策划有关革命文物与阶级教育的展览。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使全市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私人收藏的文物陷入危机。第六章揭示了当时的文化官员是如何一边与红卫兵一边争辩说文物并不属于“四旧”,或不代表任何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一辩护依据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著作,将文化传统纳入了革命。虽然上海博物馆在文革高峰期被迫关闭,官员们仍然收藏文物并在后来进行策展;当博物馆在后毛泽东的改革年代重新开放时,它是建立在此前的遗产之上的。上海博物馆这个例子表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社会主义博物馆”凸显了共产主义国家的权利与合法性。